 日志正文
|
||
|
我的母亲原名冯盛花，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曾用过冯胜华、冯盛华等名，后来户口及身份证上用的是冯盛华这个名，一直沿用至今。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虽然母亲一直没有参加工作，但母亲从不到20岁起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22岁时就入了党。所以母亲虽是一名家庭妇女，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母亲出生于1923年农历8月，但户口及身份证上错登为23年2月14日。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中，实际出生日与户籍登记的出生日不符的人很多，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老人的真实生日在户籍及身份证上不能正确显示，这里边有解放前旧中国缺乏有效的户籍管理的原因，有阳历阴历的差别，还有解放后公安系统几次重新进行户籍登记时抄录错误的原因。 母亲的原籍是河北省宁晋县四芝兰乡北候家庄村，北候村中冯姓的人不少，但我姥爷却与村里别的冯姓不是一个家族。在村里，他们没有亲戚，甚至没有一个当家子，只是孤灵灵的一个“单冯”，所以后人推断我姥爷家是从外地迁来的。但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如果是，又是从何处迁来的，是什么年代迁来的，已无从考证。但从我姥爷家有老坟地一点推断，他们迁入这个村至少三代人了，只是因为家里穷，娶媳妇晚，人丁不旺。 母亲家的确穷，比我父亲家还穷，父亲家的成份好赖是个贫农，还算不上村里最穷的人家。母亲家则是雇农成份，属于中国农村中最贫穷、最潦倒的阶层。母亲记事时，她们家有9口人（奶奶、父母、三个哥哥，两个妹妹）只有一亩多卖不出去的老坟地，三间土坯房，生活来源主要靠我姥爷给别人家打工。因生活极度贫穷，每到过年都过不下去，每年的年前都是村里的好心人端着菠萝到各家各户去敛干粮：“**家过不了年，帮一把，给个干粮吧”。那时，除个别地主富农家，大家生活都不富裕，敛来的干粮绝大多数都是掺着糠菜的干粮，偶有一两个纯玉米面的窝头，母亲他们见了也会非常高兴：“有纯粮食的”。所以我的姥姥经常说：“富人是过年，穷人是过刀子山”。 母亲的记忆中，我姥爷一直有病，一是人多少有点傻，虽算不上傻子但也不算俏，再就是经常肚子痛，历害时痛的满地打滚，因没钱看，只能烧块砖揣在怀里捂着，直到忍过去，肚子不痛了为止。母亲10来多岁时，有一次我姥爷又犯病了，又是痛的满地打滚，这次终于没能忍过去，活活的痛死了，但直到死，得的是什么病也不知道。后来，我母亲的妹妹，我的一个小姨也病死了，另一个小姨（二姨）则是在出嫁后病死的。 我的三个舅舅，最小的三舅也年长我母亲9岁（中间好象还有孩子，很小就死了），姥爷死时舅舅们已经大，他们相续走上了我姥爷的道路，有的去学徒，有的给人当长工。一次，别人给我大舅介绍了一个木匠当学徒，那时，当学徒往往要签个任由打骂，生死不管，形同卖身契类的合同，即便不签合同，在出师以前的几年里也师傅可以任意打骂。那个木匠师傅脾气很暴，张口就骂，抬手就打，而且没轻没重的打，我大舅去了时间不长就挨过他多少次打。有一次，他让我大舅给他递铇子，我大舅就给他递了一个，但不是他要的那个，他抬手又要打，我大舅往后一闪他没打着，这下那个师傅更火了，拿起铇子就砸向我大舅，一下子把我大舅的头砸了一个大窟窿，血忽忽的流，我大舅捂着头跑回了家，用了好多老套子（旧棉花）烧成灰才止住了血。从那以后，我大舅说什么也不去那家学木匠了，只好改去别人家当长工。 我二舅长大后也去给人当学徒，跟的是青善（当地读“沾”音）头的一个师傅，学的也是木匠。这个师傅管的也很严，同样的打人骂人。有一次，我二舅挨了一顿臭打，吓的连夜跑了出去，还出现了幻觉，看到村边有好多仙女打着灯笼在跳舞，还朝他追了过来，吓的他没命的跑，跑的迷了路，直到天亮碰上人一问，才知道根本没跑多远，一直是在原地转圈圈。二舅自己不敢再回去，只好回了家，我姥姥又把他送回师傅家。那个师傅人本质并不错，从那以后打的轻了，我二舅跟他学了一门好手艺，后来其手艺还超过了他师傅，成了周边一二十里多少个村子小有名气的木匠，甚至有人说他是鲁班爷托梦传授的技术。 我三舅长大后，先后在智丘的粮店，四芝兰的饭馆当过小伙计，后来又到邻近的北孟家庄村给一户地主家当长工，从16、7岁一当就是十几年，直到土改，最终落户在那个村里。 虽说一家有三个壮劳力，但母亲家的日子过的还是很穷，因为不论是给别人扛长工还是打小工，都是只管饭，基本上没什么工钱，扛一年活也给不了俩个钱。为了生计，二舅在学成木匠后远去北京，因其手艺不错，在一木器厂站住了脚。几年后，家乡闹大灾，地里基本绝收，我大舅被地主家辞退了，因在家里实在混不下去，只好上北京找我二舅，资本家看在我二舅的面子上暂时留下了他，让他干点杂活。我二舅因大舅没手艺，怕被掌柜的说是白吃饭而辞退，拼着命的干活，一个人要把两个人的活干出来，时间一长累坏了肺，得了哮喘病，再也不能为资本家卖力了，终于双双被辞退。哥俩只能回老家，大舅继续去当长工，二舅在家慢慢的做点木匠活，养家糊口。 1939年年末，我母亲16岁那年，经人说媒，我妈和我爸结了婚。结婚前，我二舅答应做一套家俱做为陪嫁，但一时做不起，只能说是以后补上。可因为家里穷，实在买不起木料，二舅后来虽断断续续的给我妈做了两三件家俱，但一直没能凑成一套，时间一长也就拉倒了。后来我姥姥的寿材，还是从我父亲家拉去的树破成板做的。而我三个舅舅，因家里极穷，一直都娶不上媳妇。1937年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开进了河北大平原，创建了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工资的政策，我母亲家的日子才稍微好过了一些，但一家人仍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所有的钱全攒起来，攒多了买成地，那时兵慌马乱的，地价比较便宜，到土改时，我母亲家陆陆续续的买了十来亩地。土改开始时，我母亲家只剩了四口人（我姥姥和三个舅舅），因土地较多定为新中农，时间不长又按政策调整为贫农。解放后，我的三个舅舅才相续成了家，那时，我大舅已经40多，我最小的三舅也37岁了，所以，我的三个舅舅虽然比我妈大不少（大舅大10多岁），但我的三个妗子，都比我妈的年龄小不少，是名符其实的小嫂子。他们三人最大的的孩子也都比我们家的老大小。 我的爷爷，是典型的中国农民，老实、本份，还多少有点自私，有点吝啬，象大多数老人一样，对儿媳妇也有点苛刻。婚后两个多月是过年，按我们老家的风俗，条件好的过年要吃饺子，条件差点的要吃菜（大锅菜），而我爷爷他们那天吃的是饭(即小米干饭)，一点菜也没有。当我母亲上街时，有邻居问：“新媳妇，过年吃的饺子呀”？“没吃饺子”。“吃的菜”？“不是，吃的饭”。我妈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娘家穷，过年吃不上一顿象样的饭，嫁到婆家来，婆家的底子毕竟比娘家要厚实些，而且此时八路减租减息，我家的日子比过去好过了一些（详情可见我的父亲母亲之第一集），没想到第一年过年就只能吃饭，所以我妈感到有些委曲。“这个老财迷，哪有新媳妇第一年连个菜也不吃的，我得说你公公去”，邻居打抱不平的说。做晚饭时，我爷爷才说：“晚上熬个菜吧”。 婚后时间不长，我父亲就当兵走了。此后，侍奉公婆，操持家务，包括出去拾粪、下地干活，都成了我妈的任务。不但这些普通的活，还有一些特殊经历，甚至是一般男人也没有过的特殊经历，我妈也经历过，这些经历，将我妈磨练成了一个性格钢强的人。 日本侵华期间，在城镇实行严格的粮食配给制度，粮食成了紧俏物资。为了生活。我妈和她的一个姐妹经常背上几十斤粮食，走几十里路到辛集，买个车票上火车，等中间停车时找火车司机，用粮食换煤，再把煤背回家来卖给饭馆里，赚一些差价。有一次，她俩要上车，车门却关着，无论她俩估外边怎么敲门，里边的人看着她俩哈哈的笑，就是不开门，直到火车开车了里边的人还是不开门。她俩想下来也不敢下来了，只能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双手死死的抓着扶手站了一路，直到火车在某一站停下来。那时正是冬天，她们的双手都冻麻木了，可以说是捡了上条命回来。尽管危险，但为了生活她们还得继续奔波。后来，因日寇对粮食、煤炭等实行了越来越严密的管制，发现就抓，轻则关监狱，重则直接杀头，我妈她们才不敢倒腾那些物资了。
最后修改于 2017-06-01 22:02
阅读(?)评论(0)
该日志已被搜狐博客录用：http://blog.sohu.com/outdoor/
|
||
评论
想第一时间抢沙发么？